高考丨党明德：知识改变命运，一家人脱离了穷根

党明德新三届 2022-03-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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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

党明德，山东章丘人，1949年2月出生，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，当乡村民办老师9年，1977年冬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先后在德州农村发展学院担任副院长，联合大学副校长、济南大学副校长。在《中国历史》《中国农史》《东岳论丛》《山东社会科学》《民俗研究》《孙子学刊》《新农村管理者》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，承担山东社会科学重点课题《中国历代望族与家族文化研究》，出版专著五部，发表论文数篇，2017年1月3日去世 。

原题

我的高考

作者：党明德

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事是什么，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我的高考”。因为高考圆我的梦，它使我脱离厄运并铸造了我的人生。

圆梦，脱离厄运

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，在幼小的心灵中，早就有了上大学成专家的梦。为此特别认真学习，一直是班里的佼佼者。1964年，15岁的我考入了章丘最好的高中——章丘四中，这是泰安地区的重点中学，校长和教师是从全县挑选的。

校长张喜庆确实能干，自1964年起，升学率一直飚升，1964年、1965年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竟分别达到了50%和80%。张校长非常激动地宣布：66届升学率的目标是90%，67届的升学率要冲刺95%。校长的决心，给了我们这些学子无限美好的憧憬。

谁知道，我的高考还差1年，中央突然宣布停止高考，接着宣布停课闹革命，我们这些无知的青少年，就满怀热情地响应号召在校闹革命，糊里糊涂地坚持到1968秋天。已经超过毕业时间1年多了，学校宣布：城市户口的学生一律下乡，农业户口的学生一律回乡，一律到农村当社员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

1971年，党中央下达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文件，论家庭出身、生活关系和个人宣讲的个人事迹，所以白卷考生张铁生1973年被推荐上了大学。推荐年年搞，年年与我无缘，却让我给被推荐者写业绩材料，替他人做着漂亮的嫁衣。自己只能认命似的含着泪送走一个又一个，浇灭了上大学的梦。

1977年，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，宣布恢复高考，如一声春雷，惊醒了久寒的春苗。在人生道路上，当一个理想化为泡影之后，理想又突然变成了现实，那种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当一个人被从厄运中解脱出来，那种感激之情也是终生难忘的。所以，在我们家中，一到春节，我老婆就念叨着是邓小平解救了我们的一生。

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前实在是太穷了，穷的程度是现在这些80后、90后的青年们无法想象的。

我记得蒋介石从大陆登上飞机逃往台湾的时候说：“我把四亿五千万人吃饭的包袱甩给毛泽东了。”可见解放初期，吃，仍然是中国人最大的困难。

解放初期，虽然产生力也很落后，但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，提高了劳动热情，保持一个稳定的农业收成，再加上生活上的精打细算，在炮火刚刚结束后的和平时期，人们感到特别幸福。

1958年秋季本来是大丰收的，但在秋收时，大人们都去大炼钢铁去了，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却成了秋收的主力。调皮孩子哪里是收割庄稼，简直是在搞破坏。收玉米，采用狗熊的办法，掰一个扔一个，一天下来，运到生产队里的玉米还不如丢在地里的多；收地瓜，几乎是刨一窝埋一窝。由于颗粒没有还仓，这就造成了1959年春天的粮食奇缺。

为充饥，大家都去拔野菜，但野菜毕竟有限，很快就“扫荡”完毕。为了填肚皮，树叶子、树皮都吃；吃了槐树叶，往往肿脸，吃了玉米芯面子难以消化，往往大便不通。

为了解决吃饭问题，1960年推行了刘少奇主席提出的“三自一包”政策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。刚有吃饱饭的希望，我那不知疲倦的异常勤奋的母亲竟患脑溢血去世了，我的父亲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自此就更雪上加霜，生活更是困难了。

上高中期间，我的家中常常无粮，父亲靠野菜窝头生存，我靠二姑母的粮食上学，靠两位叔辈哥哥拿学费上学。高中毕业了，却又回到了老家，虽然自己满腹委屈，但村里还是把我当成了宝贝，让筹建中学，而且一干就是九年。

这时，正值人民公社时期，实行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组织形式。大家把公有制理解成集体的粮食、物品人人有份，那些管理不善的生产队的社员参加集体劳动时出工不出力，人懒地谗产量低。生产队长看到粮少，为了自己吃饱，就往往采取一些不公正的手段，社员们针对这种现象，就在庄稼成熟后，背着队长收庄稼，大家说：“队长贪，社员偷，公平合理。”而对于那些不敢偷粮食的老实人，社员们则又编出了“不偷不摸，饿死不多”的口头禅。我所在生产队就是这样的一个生产队。

我父亲体弱多病，哪有去偷拿庄稼的体力。我虽然是民办教师，但为人师表不能去干这种勾当，只能单纯靠挣工分生活。当时我们生产队的工值是一天1毛3分钱，全年口粮180斤，而且以地瓜干为主。旧社会说过年如过关，但实际上年关好过，春荒难熬。每到春天，常常发生断粮现象，其饥饿之甚也不次于1960年。

改变命运，铸造人生

高中毕业回到家乡，走上了讲堂。尽管有那么多的不情愿，但自己总有个逻辑：任何事情不干则罢，干则干好。因此进了学校，确实兢兢业业地工作，因此我的课和我的学生管理很受学生们欢迎。事过30多年后，有几个老学生还对我说：“由于您讲得课好，所以我们在初中阶段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，1977年、1978年高考、中考时，您教的知识比其他老师的作用大，对升入高一级学校起了关键作用。”

由于工作上的努力，1975年全国抓教育质量的时候，我就成了联中的副校长，公社业务领导小组成员，管区业务领导小组组长。1977年春，学校被评为泰安地区（当时章丘属泰安专区管理）先进单位，我则被评为准备召开的山东省教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个人代表。

我这样积极工作，除了觉得要对得起学生以外，也是期盼着能够由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。1973年县里搞了一次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工作，我被管区推荐为转正的唯一对象，但是被推荐人必须达到“根红苗正”的条件。所谓“根红苗正”就是说家庭出身必须是贫下中农及亲戚中必须没有任何历史问题。我的家庭成分不受限，但外祖父家则出现了说不清的问题。

我母亲姊妹兄弟6人，家里只有很少的一点土地，为了能够吃上饭，就勒紧裤腰带攒钱，筹划买地以度日。钱还没有攒够，钱就被村里一户韩姓人家借了去。这点钱被借去以后，外祖父去讨要，他们竟然赖账不还。后来这位韩姓人当了农救会长，1946年国民党反攻倒算时，韩姓人家被整，我舅舅就趁此去要钱，也打了他们几下。1950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，韩姓人家当了村干部，就说舅舅给国民党办事，大舅舅怕挨打，便下了关东。我三舅舅曾被国民党抓过壮丁，因无文化，说话粗鲁，于是就以反革命名义被枪决了，后来大舅舅也以跟随国民党反攻倒算的罪名被判刑。

这个问题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，实在是说不清的问题，但是它对我的青年时代影响极大，我填了两次入团志愿书，都因在村内掌权的韩姓人家说写的材料很差被否定。就因为这个问题，使我失去了这次民办教师转正的机会。机会一次次失去，自己也就认命了。

突然，1977年下半年，恢复高考的文件下达了，允许我们这些老三届高中生报考。消息传来，既激动，又犯愁。那时的我，已经28岁了，儿子6岁，女儿3岁，老婆这些年来养孩子照顾老人，累得浑身是病。我在家当民办教师，虽然每月只有7元钱的补助，但还有工分，可以照顾老婆孩子勉强度日。如果我去上大学，工分肯定没有了，7元钱也没有了，她们娘仨怎么生活。

经过再三思量，只得忍痛下决心，不报名参加高考了。同学们、老师们知道了我的打算，都来劝我。妻子说：“你去考吧，在家里，我们都吃不饱，你考上了，你能吃饱了，我们讨饭吃，俺也心甘情愿！”老婆的话使我十分感动。到了报名的最后一天，几个同学拉着我去报名，妻子也催着去报名。于是，我作为我们公社最后一个报名者填上了志愿。

说起来，那么困难的条件下，之所以能够闯过来，关键是社会和家庭的关怀，特别是妻子的忍辱负重。她在鼓励我报考大学时的那一番感人肺腑的话语，使我终生感动，那是中国妇女最最可贵的品质，最勇敢的行为，最纯洁心灵的体现。

多少年后，我想起了我的两个同学。一个是我的班长，学习非常好，报考大学时，他正在大队当支部书记，家属当民办教师，3个孩子，比我的孩子还小。跑出村口去报名，考虑到孩子太小，家属顾不了孩子，又流着眼泪回到了家，就始终没有报考。他当时生活上还可以，我上大学时，家里没有粮食了，还曾向他借过粮食。上大学时回家路过他们村，我就抽时间去看看他，他每次总是以泪洗面，诉说衷肠。后来，他去供销社当了经理，后来供销社破产了，每月只有200元生活费，同学们聚会他不参加，只有我找他，才来诉诉衷肠。

我还有一位杨姓同学，自小学到高中我们都在一个班，由于学习都很好，所以是好朋友。他也因为碰上父母病重，没有报名高考。后来，家属去世，一个男子汉拉扯着两个孩子，生活困难，得了精神病，竟然上吊自杀。我想起这些同学，常常潸然泪下。

数理化尖子毅然转轨

说起高考改变命运，也带有许多的遗憾。我在高中读书时是一心一意钻研数理化的学生，那时学习的尖子都是这类人。但由于不想报考大学了，所以，考前没有准备。到报名的路上，突然想到选什么专业的问题，自己分析，既然要报考，可以考上了不念，不可以考不上让人笑话。于是就按照日后知道的田忌赛马的逻辑分析了自己的优劣势。感到在文科考生中我的数学占优势，其他科目虽然自己不热爱，但由于在学校教书的缘故，写了不少材料，看了不少书，在文科考生中虽不是强者，但也可以，总起来讲，比考理科再抓紧补高三的物理化学要好得多。于是，就毅然放弃了高中时的理想，改考了文科。考试时，许多老同学还一直笑我跑错了考场，我回答说：“恐怕要错一辈子了。”要说这次高考改变命运，这也算是一个，就是把一个一直追求当理工科专家的青年改变了，把历史研究作为了一生的事业。

上大学的第一年暑假，为了搞一点钱，我就利用暑假时间去田间割青草、卖青草，收青草的人非常感动，都主动找我，说是帮助大学生。山东大学离我家比较近，每周六坐市郊火车，3角钱就到了龙山车站，然后再走10多华里就到了家。

我回家没有钱给孩子买礼品，就买上两斤馒头，那时馒头对于我的孩子来讲还真是奢侈品。3岁的女儿不懂事，只知道每周六爸爸会给她带馒头来，就在街口等着我。后来女儿说：“我等的是爸爸，盼的是馒头，回到家，拿着馒头当点心，一点一点地品着味道”。

那些年家境是苦的，但是之所以能度过难关，与朋友、同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，但家中的理解、鼓励以及同甘共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我至今仍然不敢忘怀的是，上世纪70年代我家房子要坍塌之时，亲戚朋友与生产队帮助我盖房子，房子刚盖完，我那位在煤矿工作的师姓同学知道了我盖房肯定借了钱，就慷慨解囊，借给了我80元钱。上大学期间由于拿不起书费，已经参军提干的张姓同学得知后，就给我寄来了20多元书费。这些钱，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，但那时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每月才三四十元，相比之下就不是个小数字了。这些钱我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了偿还能力，偿还时，我简直没法张口说还多少。我这两位同学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就说：“你按原数偿还，我们就心安理得了。”虽然钱是如数偿还了，但情分却是永远欠下了。

历史的机遇把我送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，山东大学历史系是全国出名的学科，进了大学门，自豪感自然是有的，但更重要的是：对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人来说，责任、感激是大于一切的。

刚入大学的时候，正传诵着毛泽东同志的《重上井冈山》的词，里面有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攀登”一句，我们宿舍的魏梦太同学说：“我们要努力学习，不能攀高峰，也要攀中峰。”

为科学事业攀高峰，确实是我们77级那一代人的真心写照。同学们拼命学习，夜深了，大家还在教室里苦读，当时的系主任是后来担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的陈之安老师，系书记是后来担任济南大学校长的丁文方老师，他们经常跑到教室，劝我们回去休息。

我是喜欢进图书馆读书的，常常读书爱不释手，直到留校工作时依然如此。图书馆阅览室里的老师都与我熟悉了，为了方便我读书，中午休息时，有一位胖胖的管理员老师不忍心让我交上杂志再回来重新借阅，就把我看的杂志专门寄存在她的厨子里，午饭后立即给我拿出。这位老师我现在也忘记她的姓名了，后来我在济南大学任办公室主任和副校长时，组织了几次京剧爱好者活动，她去了，我们突然碰上，都对这件事印象很深。

我们1978年2月28日走进山东大学的校门，1982年1月12日正式毕业。30年，弹指一挥间，岁月已经把我磨练成了一个“60后”的人了。但回想毕业30年的历程，知识改变了命运，知识实现了个人的价值。我感到：不亏！不愧！但这一切皆归于那30多年前的高考。我永远感激那个决定允许我们高考的人！感激那些在厄运中给了莫大帮助的朋友们和同学们！感激山东大学的老师们的培养教育！感激这些年来与自己风雨同舟共度春秋的家人和同事们。

2011年9月6日于领秀城寒舍

2013年在济南全家福，前排右起党明德、孙子、老伴、外孙，后排右起：女儿小娟、女婿、儿子红星、儿媳

文图由作者亲友提供本号分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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